“《儒者的智慧》：挖掘与实践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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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智慧》，郭齐勇着，北京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本书是现代儒学家郭齐勇的《敲两端》之作。 另一方面，系统地解读了传世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中庸》、《礼运》、《王制》的诸篇和出土儒家的文献《五行》。 然后博采中西，探讨了“论语”中“亲相隐”的伦理观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另一方面介绍了明代大儒王阳明对儒学的迅速发展和出色工作。 对“现代三圣”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的学术、交游和成果的影响也进行了系统梳理。

《大家的图画书》是《大家写给我看的书》。 袁行霈在《总序》中清楚地阐述了“大家的小书”的优势。 “大家的小书”是个很漂亮的名称。 这个“大家”包括两个意思:一、书的作者是大家。 二、书是给大家读的，是大家的读物。 所谓“小书”的人，关于其纸面，只是纸面小一点。 从学术上说不仅不轻，还有相当重的东西。 正如郭齐勇所着的《儒者智慧》那样，不仅系统地解读了传世儒家古典《礼记》中的“中庸”“礼运”“王制”诸篇和出土儒家的文献“五行”和“论语”中的“亲相隐”伦理观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而且还系统地解读了“新儒家三圣”梁

“儒家的学问不是纸上的，不是桌子上的，那要自己实践。 那是我们内在的修养，自然出现，现在体现在我们的日常行为和与人的接触中”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和国学院博士课程的学生导师郭齐勇教授认为，现代新儒学思潮，原则上有三代学者。 第一代学者中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先生，三先生及其弟子交际深厚，属于“文化共同体”。 与通常书房的学者和只知道“子曰”、“诗云”的迂回腐儒不同，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更关注现实，重视“知行合一”。 不仅是中国社会问题，他们对中西文化也有很深的理解。

国家的生命植根于文化，文化根本在于思想。 听说过的是知识，可以自己调查，把各种知识融合贯通，建立一个人类，称为思想。 “我国国民今天急需的消费者是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依赖不依赖他……(熊十力《十力丛书:十力词要》)，“……政府可以提倡一个主流，不要阻止学术界的自由研究、独立创造风气。 (熊十力《与朋友论张江陵书》)郭齐勇教授认为:“三先生的全部工作是……面对西学的冲击……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三的国学复兴志向被形势所迫而未能实现，但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 他们依靠民间书院(梁先生的勉仁书院、马先生的复性书院等)，或以信义结合，构成某个“文化共同体”:梁、熊、马三先生之间有密切的交流，他们的弟子之间也有密切的交流，成为学术群落。

为政治家治国，不仅限于强制，而是儒教的理想。 正如郭齐勇教授所说，我国是一个以礼治为中心的国家。 法制没有文化礼乐，没有这样的价值体系，就非常危险”，“我们的法也取决于我们的情、人、人性”。 历史证明，这句话不真实。 西汉文史散文家桓宽根据昭帝朝的《盐铁会议》编辑的《盐铁论》中，除了法家和儒家的讨论外 其父母隐瞒儿子，丈夫隐瞒妻子，大父母隐瞒孙子，罪恶拼命死(不判处死刑)，都请廷尉听。 ”。 “亲人首相隐”不仅正式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的大体和制度，而且为后世的法律沿袭。 其中，“唐律疏义”不仅确立了同居相隐不是罪，而且其兼容隐的范围比汉朝进一步扩大。 到清末、民国法，规定的亲属匿名罪、身份证豁免权是对“亲得首相匿名”的继承和迅速发展。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和价值基础，历史上一直有生活化的存在形态，这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自我调整，两千多年不落活力的源泉。 在《儒者智慧》中，郭齐勇教授对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等“地下新材料”，讨论了经学解释方法、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并与传世文献相比，以严格的学风讨论了先秦经典与天道观、天命论、心性论与心身观等儒家的精髓。 并在《郭店楚简〈五行〉的身心观和道德观》文章中分析了“仁的思想”“智的思想”“圣的思想”的相关性，揭示了圣德对仁、义、礼、智四德所具有的整合和生成的意义，见解非常独特。

郭齐勇教授几十年来沉浸在对中国以前传来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研究中。 在《王阳明与《传习录》、《中庸》及其现代意义》、《再论》与圣智》、《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伦理与法理反思》等章节中，郭齐勇不仅仅是爬“新材料”，而是以独特的多维视野与做法，进行新的发掘、研究与解释 陈寅恪也说:“一时代的学术，一定有新的材料和问题。 取此材料，研究问题，将成为这个时代学术的新趋势。 ”。 我认为《儒者的智慧》不仅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发，而且生动地解释了现代儒者的责任和使命。 (刘英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