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时苏军顾问失职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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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之后，苏联开始派遣军事顾问和志愿航空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 在接下来的许多历史事件中，都有苏联军事顾问的身影。 今天是条约签订70周年，本文特别向网民介绍了苏联军队顾问鲜为人知的往事。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造成新四军损失惨重，牺牲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主要领导人，军长叶被俘。 消息传来后，中外震惊了。 当时苏联派往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协助蒋介石抵抗日军的侵略。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蒋介石这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瞠目结舌，苏联驻中国顾问对国民党的这一行为了解和未能阻止感到愤怒，他向顾问团总顾问崔可夫透露了这一点。 那么，苏军顾问团为什么被蒙在鼓里呢？

1 .苏军顾问生气崔可夫

崔可夫少将(后苏联元帅)于1940年秋来到中国担任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即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斯大林给他布置的任务除了指导中国抗日战争外，还要求调整国共两党的关系。 谁知道发生了这么麻烦的事件？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愤然打电话给崔可夫说:“蒋介石再也无法这样做了。 崔可夫怎么解决？ ”。

受到重压的崔可夫马上联系了驻顾祝同(皖南事变的肇事者，当时是第三战区司令)第三战区的两名苏联军事顾问，了解了情况，没想到这两人比他还混乱，问:“真的发生了皖南事变吗？”

两位顾问这么混乱，崔可夫差点被激怒。 作为第四人(最后一个)苏联军事顾问团的总顾问，崔可夫对本国顾问放心，对第三战区的这两位顾问日里耶波夫上校和舒金上校也很信任，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两位老兄在关键时刻形同虚设。

两位顾问日里耶波夫上校和舒金上校都是经验丰富的苏军干部，作战经验丰富，对党忠诚。 以舒金上校为例，他于1928年加入苏共，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远东红军担任步兵团团长时与日军携手。 他参加过苏军反击日军的张鼓峰之战( 1938年7月底爆发，1938年8月13日结束，苏联方面称为喀山湖之战)。 战功突出，获得军功章，性格豪放粗犷，喜欢喝烈酒，但心细，工作有一套。 来中国之前，他们经过集中训练，知道了中国这一行的重要性。 崔可夫来重庆后，也和他们交流过，对他们很满意。

所有苏联顾问都很清楚，他们来中国也是代表苏联向中国伸出援手，保卫自己的国家。 如果国民党政府战败投降，日本有可能占领西安、成都、兰州、酒泉甚至乌鲁木齐，威胁苏联的远东国土。 这样，日本空军也可以冷静轰炸苏联苦心经营20年的国防工业要地乌拉尔-库兹涅克斯重工业基地。 由此也不难理解苏联后来派遣卫国战争中立奇勋的朱可夫、崔可夫这样的名将来中国对抗日本的理由。 日里耶波夫上校和舒金上校两人当然也知道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但他们没想到会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这样的惨剧。

2 .被祝同蒙在鼓里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首先是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敌意和对苏军顾问的启蒙。 以顾祝同为中心，登上蒋介石，直到师长、团长，都痛恨以前的死敌共产党军队。 此前，在河北、晋西、苏北等地，国民党军队与中国共产党军队发生了冲突，但国民党军队以惨败告终。 所以，国民党一些军事领导人心理极其不平衡，认为它纯粹是因为地方军战斗力弱，必须报复。

另外，当时国民党要把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一切限制在冀察地区，这个不合理的要求被中国共产党拒绝了。 另外，新四军江北陈毅部与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发生了激烈冲突。

其中，顾祝同等人军事上一劳永逸地处理共产党的愿望自然强烈起来。 国民党决心为此用武力驱除、消灭皖南要害地区的新四军。 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叶挺在撤到长江以北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这在顾祝同等人看来是个更好的机会。

对于这凶险的局面，日里耶波夫和舒金并不知道。 他们俩带着两位电台技术人员，炮兵、工兵、通信兵顾问各一人，按区祝同分所安排在第三战区总部屯溪(现黄山市政府所在地)市内舒适的宅邸，这里花木繁茂，庭院幽静深邃，但不容易与外界联系。 顾祝同以保护的名义派了班卫兵进行监视。 两位顾问每周参加顾祝同或其助手主持的军事会议，提出许多建议，与总部参谋、下属各集团军总司令等混淆，但他们俩是人身顾问，在许多方面得不到准确的信息。

在第三战区总部的国民党军人内部说:“苏联顾问是共产主义国家派往国军的间谍，如果让他知道国军打共产党新四军，对我们是不利的。” 两位顾问也想了解很多情况，但不太清楚人生的地，也不懂语言。 另外，由于与当地共产党没有联系，国共两党的斗争状况也不清楚。

另外，苏联军事顾问团的规定也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按照他们和国民党政府的约定，苏联军事顾问无法直接联系中国共产党人，在八路军所在的二战区(由阎锡山、朱德领导)因有八路军，没有设立苏联顾问。 因为这一天耶波夫和舒金暂时没什么办法。

.共产党情报员的来信被活埋了

1940年秋，舒金上校在三十二集团军驻宁国(位于安徽省东南部)总部担任顾问，按照规定，日里耶波夫和舒金用定期准备的军用局和自己的电报员向在重庆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发电报告，报告情况，维持联系，严格记录电文的复印件和密码 此时暗算皖南新四军，战斗力强的第三战区三十二集团军部署在皖南山区，集团军司令上官云相为了保密，费尽心思。 他回避了与舒金上校的会面，只有参谋长来应对，参考舒金的军队部署图也是假的，翻译也带着假的部署图胡乱说明。 在第三战区总部，顾祝同等人也对日里耶波夫保守了严密的秘密，随行翻译也是无稽之谈，让日里耶波夫“候”很舒服。

作为有经验的军人，日里耶波夫和舒金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性。 从假的部署图中，舒金隐约觉得问题不太对劲，他对32集团军的部署变更提出了疑问。 为了稳定这两人，国民党每天宴请当地行政、军界要人，甚至当地工商会长和中央日报社驻溪特派员等，主张“指导国军抗战，劳动力高”。 美酒佳肴天天持续，国民党找几个美丽的女人喝酒跳舞。 在这样特殊的“礼遇”下，两位苏军顾问放松了警惕，被“友谊”的气氛和美酒浓郁的香气所麻痹。

此时屯溪地区的中共组织正警惕皖南国民党军队的频繁调动，顾祝同涉嫌袭击多次抗战的新四军，为此向泾县茂林(今安徽省泾县茂林镇)派出两名情报人员向新四军军部传递情报，途中被军统探员逮捕，活埋

在屯溪东南救国日报社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也试图通过这两名苏军顾问的电台，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紧急通报。 但是苏军顾问有国民党军人看守，附近有军统便衣间谍日夜监视，无法取得联系。

如此紧迫，蒙在鼓里的两名苏军顾问向重庆苏军顾问团电报告“情况正常”，至“皖南事变”发生10多天，这两人意外被蒙在鼓里，依然电报告“情况正常”，这里

4 .毛泽东曾经做好报复的准备

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书中指出，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准备报复，迫使苏联立即停止重庆方面的武器收缴，公然接管共产党，迫使苏联夺取兰州，占领甘肃河西走廊， 对此，斯大林、苏联驻华大使崔可夫表示反对，但均表示能够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愤怒。 崔可夫和苏联驻华大使频繁访问蒋介石，严厉批评国民党的方法，蒋介石感到厌烦，大声倒霉。 崔可夫还秘密会见了周恩来和叶剑英，为新四军出主意，表示准备停止向国民党提供武器援助，特别是向中共中央迅速调查兰州到延安的各种情况(公路、碉堡、驻军、民众、粮食等)。

正好国际舆论也对新四军有利，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对皖南事变很不满。 英国援华大会也给蒋介石打电话，要求新四军给予正当待遇。 来中国考察的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对蒋介石也说，如果打共产党军队，美国的援助将化为泡影。 蒋介石尽快把事情告知宁人，表示要对比新四军，与共产党和八路军无关。

看到风波平息，崔可夫将日里耶波夫、舒金送回重庆，严厉斥责，不久以失职为由被送回苏联。

关于两名苏军顾问回国后是如何解决的，现在还不太清楚。 唯一的消息来自当时苏联军队顾问团的炮兵顾问安德烈耶夫将军。 1942年，安德雷叶夫视察国民党炮兵部队时对中方官员说:舒金回国后受到严厉处分，被送上军事法庭审判，在中国被追究玩忽职守的责任，终其一生，但未提及日里耶波夫。

参考词典

皖南事变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和所辖9000多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部8万多人的伏击。 新四军浴血奋战7昼夜，终于因粮食耗尽，2000多人突围，大部分牺牲在战场上。 这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悲愤的周恩来当年通过《本日报》发行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抗议题词，闻名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