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少年时我曾在左右两派间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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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的我没有参加过学生运动，但是思想非常活跃，在左、右两极之间摇摆。

1945年8月二战结束时，我在安徽桐城。 父亲在最短时间内给我补习各种现代课程，急于准备考大学。 从1946年到1947年，我在高中学习的同时，在课外加强了和不同老师的补习。 我记得第一次读简短的英语文案时，有80多个词汇不认识。 这个时候，我清楚地认识到，主修自然科学是绝对不可能的，自己只能在人文科学方面迅速发展。 1947年夏天，我居然考上了东北中正大学的历史系。 我的学问之路也是这样决定的。

战后的中国始终没有和平。 我在1947年末读完大学一年级的上学期时，沈阳被共产党包围，我们全家乘飞机返回北平。 于是我的大学生活又中断了。 我们在北平住了10个月，1948年11月从北平流亡上海。 在这期间，我没有机会去学校。

但是在北平的十个月里，我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波动。 这是学生运动最激烈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精心策划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左倾”学生多次发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大规模示威。 其中一个表弟当时是北大地下党的领导人，他不断说服我从事事业，要把我拉入“革命阵营”。 这样，我的政治、社会意识逐渐提高，我无法完全置身于中国的将来，乃至世界的趋势。

我不是在学习的学生。 因为我没有参加过左派或右派的学生活动。 但我的思想很活跃，在左右两极之间摇摆。 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也深入思考了民主主义、自由、个人独立等各种问题。 我经常阅读的刊物有《注意》、《新道》、《独立时论》等，基本上是自由主义者的讨论。 但是，那时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迅速向左、右分化，左翼自由主义者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右翼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首，坚决支持西方方法的民主和个人自由。

我1946年离开乡村后，读了很多关于梁启超、胡适等中国哲学史、学术史的着作，也读了一些五四时期关于“人的文学”的作品。 这是因为在思想上倾向于温和的西化派。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我可以同情，但阶级斗争学说与我早年在乡下的生活经历不相容。 我认为为了评价马克思主义的是非，必须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

我本来没打算离开中国大陆。 但是，1949年末，我意外地收到了来自香港的母亲的信，第二年元月来到香港看望父母，终于逗留，成为了外国的流亡者。

□摘自《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年3月第一版，标题为编者所作。

少年时代的我没有参加过学生运动，但是思想非常活跃，在左、右两极之间摇摆。

1945年8月二战结束时，我在安徽桐城。 父亲在最短时间内给我补习各种现代课程，急于准备考大学。 从1946年到1947年，我在高中学习的同时，在课外加强了和不同老师的补习。 我记得第一次读简短的英语文案时，有80多个词汇不认识。 这个时候，我清楚地认识到，主修自然科学是绝对不可能的，自己只能在人文科学方面迅速发展。 1947年夏天，我居然考上了东北中正大学的历史系。 我的学问之路也是这样决定的。

战后的中国始终没有和平。 我在1947年末读完大学一年级的上学期时，沈阳被共产党包围，我们全家乘飞机返回北平。 于是我的大学生活又中断了。 我们在北平住了10个月，1948年11月从北平流亡上海。 在这期间，我没有机会去学校。

但是在北平的十个月里，我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波动。 这是学生运动最激烈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精心策划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左倾”学生多次发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大规模示威。 其中一个表弟当时是北大地下党的领导人，他不断说服我从事事业，要把我拉入“革命阵营”。 这样，我的政治、社会意识逐渐提高，我无法完全置身于中国的将来，乃至世界的趋势。

我不是在学习的学生。 因为我没有参加过左派或右派的学生活动。 但我的思想很活跃，在左右两极之间摇摆。 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也深入思考了民主主义、自由、个人独立等各种问题。 我经常阅读的刊物有《注意》、《新道》、《独立时论》等，基本上是自由主义者的讨论。 但是，那时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迅速向左、右分化，左翼自由主义者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右翼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首，坚决支持西方方法的民主和个人自由。

我1946年离开乡村后，读了很多关于梁启超、胡适等中国哲学史、学术史的着作，也读了一些五四时期关于“人的文学”的作品。 这是因为在思想上倾向于温和的西化派。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我可以同情，但阶级斗争学说与我早年在乡下的生活经历不相容。 我认为为了评价马克思主义的是非，必须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

我本来没打算离开中国大陆。 但是，1949年末，我意外地收到了来自香港的母亲的信，第二年元月来到香港看望父母，终于逗留，成为了外国的流亡者。

□摘自《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年3月第一版，标题为编者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