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选翻译：个子不能太高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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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高志凯(左三岁)担任翻译资料图

(作者:曲名，原题为《高志凯忆邓小平:大白话，一不二》)

在对高志凯的采访进行到72分钟时，环球人物杂志的记者发现自己的羽绒服被夹在座位边的钢管中，记者正要拉出大衣的角时，发出了细小的金属撞击声。 坐在长桌子另一边的高志凯马上停止了谈话，“你衣服上的扣子掉了吗？ ”。

这惊人的听觉可能和他年轻时的经历有关。 20世纪80年代，高志凯曾为邓小平、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 “我和邓小平见过20多次外国客人。 ”。 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之后，他去联合国，取耶鲁博士，成为华尔街律师，进入国际投票，成为中央企业的副总裁……对高志凯来说，人生的每一刻几乎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 从1992年1月开始，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南巡演说。 22年后的1月，高志凯向世界人物杂志记者谈论邓小平和中国改革时，深感“他的政策、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对我的个人和整个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十五岁的英语冠军

高志凯的父母都是山东人，1949年南下。 1962年，高志凯出生在苏州太仓。 那里是郑和七下西洋的高地，离上海很近。 “我们在家说山东文登语，和外部交流说太仓语和上海话，广播电台放着普通话。 我9岁的时候，全家人从太仓搬到苏州市区，开始说苏州话。 12岁的初一学生，开始学英语的时候，我已经会说四种方言和普通话了。 ”。 这使他从小就对发音很敏感。

小时候物质匮乏使高志凯印象深刻。 他住的县委大院有海军士官弟弟，在军舰上吃午饭吃苹果，“我很羡慕这一点。 我家有四个孩子，苹果切了好几片，米饭和酱油混合在一起，已经很好吃了。 ”。 也有政治压力。 “我家附近的墙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有个男孩放学后无意中画画，第二天被逮捕了。 听到当时美国的声音也是犯罪”

但是，在那个非常时期，高志凯拖了改变人生的机会。 “教育部原定于1978年恢复高考，邓小平说时间来不及了，现在就招募。 ”。 当时高志凯是高一学生，听说没有年龄限制，决定和两个哥哥一起参加高考。

“我理化成绩很好，但老师说今年一定考不上。 你最好考英语专业。 虽然没及格，但我必须预习。 ”。 没想到高家三兄弟一起考上了大学。 高志凯当时还是苏州市区的外语单科状元。 1978年2月，他进入苏州大学外国语系时刚满16岁，是班上最小的学生。 “我从一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高志凯说。

本科毕业时，正好赶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受联合国秘书处委托，开了联合国口译培训班，是研究生学位。 “第一届是从1979年到1980年，其中有现任驻美大使崔天凯。 第二、三次合格，1981年入学，第二次读一年，我第三次，读两年。 ”。 各同学从联合国支付了6000美元的训练费，这在当时是相当多的。 高志凯被加入同声传译小组，不仅学习翻译，还学习了很多外交和国际政治课。

1983年，高志凯正式进入外交部翻译室。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但无论个体怎么努力，出生时大环境如果不提供机会，就不太能发挥。 从这些话中，我很幸运。 ”。

我在打字期间住了五年

外交部翻译室用高志凯的话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语翻译基本上来自这里，出现了很多差异化的人物。”

最初，高志凯认为自己正在翻译室转移，马上被派往联合国。 “无论是纽约、日内瓦、总部还是分公司，对我来说都很有魅力，我期待着去中国联合国一整天。 ”。 但是，当时翻译室的领导让他很头疼。 “只要我在这一天，我就不会让你离开。 请你死了去联合国的心。 ”。

过家鼎的理由是“国家需要你”，但高志凯还是想去，重复了好几次。 过家鼎就抓住各种机会让他工作。 参加某活动时，高志凯在《北京日报》上刊登了陪同领导会见外国客人的照片，家鼎拿着当天的报纸，在高志凯的桌子上说:“高先生，看！ 你年轻的时候照片在报纸上！ ”。

高志凯的想法慢慢改变了。 “翻译室的机会非常难得。 最低级为外交部副部级干部提供翻译，然后上一级，最高为邓小平。 即使是部队邀请的外国领导人，与小平见面的也是翻译室派的人，政治上敏感的地区很多，所以必须理解领导人的言行和习性，不是纯粹的语言问题。 ”。

员工的特殊性是对译者素质的严峻考验。 高志凯对记者说，当时外交部宿舍比较远，但他跑来浪费了太多时间，正好翻译室有一个打印室，其中有一张板床，高志凯在那里睡了五年。 “晚饭后开始工作，先整理好白天的工作，然后做第二天的翻译、翻译，第二天的工作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全部完成。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翻译，是知识面的问题。 要在领导的陪同下会见外国客人，需要掌握很多背景资料、访问国家和代表团的状况、两国关系、来访者的背景等。 ”。 高志凯说。

1987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到访。 除了在北京的会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外国和霍克进行了3晚，共计9个小时的会谈。 中方只有胡耀邦、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和高志凯。 澳门方面是霍克、澳门驻华大使和澳门方面的翻译。 本来做记录的不是翻译的本职，没人来要求，但高志凯的习性是每次会谈都做详细的记录。 会见结束后不久，胡耀邦让外交部在9个小时内说出自己对中海外交政策的理念，让外交部整理其记录，向他报告。 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但当我问高志凯的时候，我发现把他的笔记本记录整理一下就行了。

邓小平身边的日子

高志凯正式翻译邓小平是在1984年。 那一年22岁被称为“建国以来，作为中央领导工作的最年轻的翻译”。 在此之前，他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模拟实战”训练。

“当时，资深翻译家手把手地教我师傅带徒弟。 最初是周文重(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每次他给邓小平翻译时，我都拿着一张小长椅，坐在旁边记录。 会谈后，他让我根据记录再翻一遍，指出问题。 翻译就像跳高一样，永远有提高的空之间，不太完美，总是有遗憾的地方。 在这一点上，老一代外交家和翻译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 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多年后，他在和外交部的前辈们谈话时知道了他被选为邓小平翻译的理由。 ”他们对我说。 志凯，我们选择你的时候有了一些想法。 一是人很勤奋，中英语水平不断提高。 二是发音好，可以用嗓子。 三是你个子不高。 四是在大场合保持冷静。 ”。

对此，高志凯说:“当时的领导人不太高，晚年的邓小平只到我鼻子那里来。 他们说:“你站在领导身边也不会挡住，工作做得很好，你的存在也似乎微不足道。” 另外，言行要端正，不能抢领导的风头，声音的大小也很重要。

“邓小平比我大58岁。 当时身体状况很好，但右耳逐渐失去听力，几乎使用左耳。 另外，他有很浓的四川口音，不事先训练就听不懂。 另外，也有发音习性，80年代在公众场合的发言很少，但一句九鼎，每次发言都很简洁”。 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在四川语中“四”和“十”的发音几乎一样，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高志凯都立即用手势向邓小平再次确认，伸出四根手指表示四，左右食指交叉表示十。 往往邓小平果断地拿出四根手指来应对。

普通会谈的话，如果听不懂翻译，可以停下来再听一遍，但做邓小平的翻译是不行的。 “20世纪80年代，他会见的大多来自比较重要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特别是美国。 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很重要，但当时苏联还存在，遏制苏联是全球问题，中美关系是重要因素。 除了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等，来自美国的内阁成员、部长级人士都希望他见面。 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灵敏度，我不仅错了，而且不能反问。 那不严肃，不严格，也不合身。 ”。

邓小平给高志凯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实务。 “我和他一起见到外国客人，从没听说过他引用唐诗。 他没有花哨的地方，不爱虚荣，也不展示浮夸的东西。 他一次也不说，丁是卯润色，但都在用大白话。 ”。

高志凯第一次听到邓小平说英语是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 那天宾主说得很开心，气氛很好，时间也超过了，总是严肃的邓小平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会谈结束后，他亲自把温伯格送到福建厅门口，握手告别时，年轻时在法、德、苏都工作的邓小平用英语说了“goodbye”，高志凯条件反射地把这个单词翻译成中文“再见”，给邓小平 邓小平转过身来，睁大眼睛看着高志凯，然后大笑起来。

"紧迫感和危机感使他选择了改革开放. "

邓小平在1977年再次被历史推上政治舞台，“他有紧迫感和危机感。 这是我掌握的感觉。 当时还是冷战时代，国际形势多杂，中国从孤立的国际环境中开辟血路，那是改革开放。 ”。 高志凯对世界人物记者说。

离开外交部几年后，高志凯去了邓小平“文革”时期下放的江西南昌的一家工厂，当时在邓小平用锉锉螺丝的砧板前站了很久。 “从1969年到1973年，他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多，工作最卑微，没有人相信他能回归。 我给他翻译的时候，是他的鼎盛时期。 ”。 这一差距使高志凯感慨万千。 “他经历了痛苦，经历了苦难，经历了巨大的失落，珍惜了回来的机会，觉得自己的时间很少。 他知道中国必须走正确的路，这条路在哪里，有多少风险？ ”。

高志凯也在邓小平复活之前去过叶剑英和邓小平说话的地图室。 “东、西、北三面墙上挂着三幅顶天立地的军事地图。 从上面看，当时的中国真的被包围了，美军、苏军、中苏、中蒙的边界都是苏军。 中国一穷，还以阶级斗争为纲。 ”。

到目前为止，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意义已经不多了。 面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基辛格有一次对高志凯说:“如果当时出来的不是邓小平，而是另一位领导人，中国不是也能达到今天这样的局面吗？” 高志凯回答说，邓小平是唯一的存在。

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邓小平，80年代与外国客人见面的次数变少了，他想考虑更宏观、更有影响力的事件，比如干部培养，当时也是紧迫的问题。 “他强调干部年轻化，打破终身制，每次见到外宾都说这个。 当时很多“文革”时期受到冲击的老同志想做，这样年轻人就起不来了。 邓小平有意培养年轻人，形成了第一、第二、第三代领导人，影响到今天。 ”。 高志凯说，邓小平当时认为什么职务都行，但什么都不要。 邓小平对外宾说，我一定能做到，但无论多么累，谁来都得请他们吃饭。

近距离的注意，让高志凯更深刻地体验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定。 “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拿锉锉。 ”。

国企顽疾:一个人掌权

1988年3月8日，高志凯告别了翻译室的工作，去了曾经向往的联合国。 但仅仅一年后，他有了新的方向。 在基辛格的推荐下获得了上耶鲁大学的机会，4年后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两个学位。 1993年，高志凯进入华尔街老牌律师，上班第二天被派往香港，进入资本市场，首先向公司提供法律援助，然后加入摩根士丹利，彻底转向金融行业，公司债券 之后，他的事业重点逐渐转移到国内，暂时担任大型中央企业的高级副总裁。

在此期间，他目睹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加深，也使他有了与国内中央企业、国企交往的经验。 他看到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和不治之症，改革变革带来的脆弱性和问题，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感到吃惊。 很多问题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完全处理。

首先是公司结构的问题，层次太多了。 “大部分中央企业和国企都是用一个模子刻的:总企业、一级企业、二级企业……基本按国内行政计划走。 ”。 高志凯服务的一些大型国企，下面有300多家企业，从4楼分为7楼。

其次是权力的集中化，在高志凯看来，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 “权力大多集中在各级领导手中，不平衡。 各阶层的企业都是一个决定单位，每年的国家预算来了，怎么分配往往由高层自己决定。 统一采购、招标的规定都形式相似，各环节都有利益交换。 负责人可以从弟弟的工厂买椅子，卖给侄子原材料。 ”。

这种情况下，好的可以作为废料卖，次品可以高价卖。 “稍微挖掘油田的钢管，以便宜的价格出售给封闭类的门，用封闭类的门修理，放回油田也不能保障质量。 有中央企业的海上平台支架，直径2米半的钢管居然会像洋葱一样折断。 海底电缆本来应该是全铜的，毕竟两端是铜，里面放入海里，不小心断裂，整个平台停电，损失很大。 ”。 高志凯认为这是目前国内安全事故持续的原因之一。

对此，是缺乏监督管理。 “企业法务部、纪检部多由同级别的社长支配。 如果我的预算、工资和晋升掌握在你手里，我不能给你约束。 在这个体制下圣人是腐败的。 公司的法律顾问、纪检主任、监察机构、集体犯罪大多在你不下水的情况下就把你放在水里，大家珍惜和，有钱一起赚。 ”。

有更多的管理者，以国家资产牟取私利。 “一个地区的社长想成为集团副总裁。 他说:“如果我能给他处理这件事，他就会有钱，外汇有外汇，家里有房子，他会给我配备20个人。” 对此，高志凯用“惊险”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另一方面，对这些干部们说:“别人跑，他们不跑也不行。 也有“苦衷”，因为领导人不是圣人，所以不能前进，即使有能力也不会被人留下。 毕竟是这个系统的问题”

政府原因:组建父亲形成“权力资本”

公司的病还没有好，政府的作用太大，又给旧病带来了新的担心。 高志凯认为改革开放一方面使国家财富和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另一方面改革滞后带来的政策门槛是大量资金找不到投资出口。 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投资基金和私人资本投资基金很快被引入中国，增长很快。 但其中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些风投和私募还没有迅速发展，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资本的权利化。 理由是政府所起的作用有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干预太多了。 “现在很多政府都在诱惑基金。 市场化操作没有问题，但很多时候政府拿出一部分钱，管理者由政府管理，资金由政府决定，最后不上市是政府说的，容易导致裙带关系。 ”。 在这种情况下，基金不赚钱是另一回事，负责人自己不赚钱是另一回事。 “负责人可以高价买亲戚朋友的资产，基金亏损了，但亲戚朋友赚了。 他声称某个投资项目不好，也可以打折出售。 这样的例子很多。 ’”

政府干预过多，市场运营不足，引起了融资和投资的双重不公正。 “国内有几个基金，被剥夺了很好的投资机会。 不是因为业绩好，而是因为管理者有背景。 融资不能争那个。 你不能夺走项目。 上市时，可以去证监会寻求通道。 ”。 高志凯认为这样的“中国特色”严重妨碍了基金的正常运作。

“即使现在连美国的投资银行都在国内寻找代理人，最终也不是寻找优秀的管理者和投资项目，而是看谁的父亲高，才能得到项目。 我可以说很多高官子弟在美资银行，有点要害委员会官员的孩子。 当然，这些孩子的外语能力、海外经验也很好，但正因为有家庭背景才能控制一部分资金，在市场上抢项目很有名，最后战斗所有背景都很难过。 更可怕的是，整个领域的链条如果打政府关系卡，容易出现大的风险和问题。 ”。 高志凯说。

分权是处理问题的关键

对比这些问题，高志凯认为应该分成两部分来看，不极端化的处理方案。

高志凯不赞同“废除国有公司，使国有资本退出经济运营”的看法。 他认为在某些特定领域，国企依然应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企业必须与国际上非常强大的跨国企业竞争，海外跨国企业也在年轻的时候，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背后大力支持，在炮舰外交上支持。 ”。

高志凯认为，国企的问题第一是制度性的，为了纠正这些问题，国企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很重要。 “挪威石油企业、新加坡航空空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制度保障不腐败，廉洁透明。 挪威的石油、天然气属于国家，人们共有，每年公司发表很多细节，人们可以计算出人均占多少比例，知道这是国家代替自己拥有的。 ”。 中国的公司很模糊。 “一般人认为公司由利益相关公司控制。 我不知道到底是谁的，一般人不是aa制。 多少价值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

处理问题首先要打破每个人的局面，特别是购买权和人事权。 “海外很多跨国公司规模都像通用电气一样大，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但只有一个采购部。 通用电气中国区总裁的权力很大，但在企业里，他买钢笔也决定不了。 他一年企业需要多少台电脑，需要多少张桌子，多少支笔，报告给采购部，经过审查、批准，只能由采购部统一购买。 人事权也由人事部垂直管理。 你可以说你需要谁。 刊登在报纸上，由总企业直接招募，减少腐败的可能性。 ”。 高志凯说。

其次是监督权的相对独立。 “法律顾问必须具有相对独立性，例如可以直接向上报告，形成垂直体制。 法律顾问的奖励是社长发现了多少问题，应该不是同流合污。 否则，人的任免、财物支付、物品处置集中在一个身体上，那么多人拜托他，他能不腐败吗？

此外，应该把审查监督从后置改为前置。 “蒋洁敏出事时，我提出了一个观点。 这样的人什么都没发生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是天使。 如果发生什么事，大家都认为他是恶魔。 其实，真相比这个多得多，复杂得多。 虽然应该打“虎”“苍蝇”，但更重要的是有防止“虎”“苍蝇”出现的机制，必须事先严格监督。 因为事后再审晚了，产生了损失。 ”。

在这方面，国内的认知还没有提高。 高志凯介绍说，国际优秀公司极其重视法律专家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 他为李嘉诚的公司和记黄埔服务过。 在香港和记楼，董事总经理所在的楼层一半是法律顾问事务所，另一半是财务部。 “他们紧紧抓住两块，一是法律，二是财务。 在国内，权力过于集中，相互监督不足是目前国有企业内部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 ”。

关于政府在经济中应该发挥的作用，高志凯首先认为是政治企业的分离。 “使公司运营更市场化，降低受政府支配的程度，是不形成宝贵资本的关键”，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做，“政府应该发挥重要意义，但是是正能量，不让公司在真正的努力下工作。 其次，国内公司界应该可以形成健康成熟的领域协会，摆脱地方限制，调整公司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促进自己领域的迅速发展。

“摸石头过河”不老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建议“摸石头过河”。 30多年后，高志凯相信这句话的现实意义。

“据说摸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理性改革的时代。 我认为“摸石头过河”很容易被误认为缺乏理智。 如果说现在的改革是理性的话，不优选说30多年前的决定是不合理的或不理性的，也不符合事实。 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机会和挑战，摸石头过河本身包括很大的理性和利害权衡。 ”。 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面对各种问题，高志凯依然认为中国很幸运。 “1978年，在找不到北的时候离开邓小平，把中国从死胡同里拉出来，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最近十年，中国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我认为中国至今仍很幸运。 如果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定迅速推进，通过立法、各级政府全力合作等手段执行，国内的问题就会得到妥善处理。 整天感恩是不好的，但极端否定一切，什么都不习惯，什么都不会更伤心。 如果你不能提出更好的方案来实现，请积极处理现有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