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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 仁济医院 2006-06-07 04:41:07 张建伟 160年前来上海,出老北门,过打狗桥,就看到一座西医院,即仁济医院。有篇文案考察其沿革:“1844年,英国伦敦基督教会派遣医学传教士进行实地探查,在该年2月开设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称为中国医院,为仁济医院前身。1846年,医院迁入当时公共租界近山东路的麦家圈,改名山东路医院,又称仁济医馆。至1932年,医院扩建成一座现代化医院,正式命名为仁济医院。”文案题目是《仁济医院:中国近代医学的摇篮》,但推动摇篮的“手”究竟谁人,却语焉不详。原来,这双手曾用手杖敲打过中国人的脑袋,引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桩教案。写文案的人或许因为此不愿提及这双手的主人——雒魏林——的名字,尽管他是中国西医的拓荒者。
1848年3月8日,上海城隍庙开市,各色小贩摆开摊头。雒魏林等三个传教士,趁热闹来散发教会传单。有些北方水手讨要“圣纸”,雒魏林拒绝提供。喧闹间,雒魏林用手杖开路,试图冲出重围。多个史书都记载了这个场景:雒魏林用拐杖猛击一水手脑袋,其他水手跟他讲理,他便抡起拐杖驱赶之,于是激起众怒,展开一场“华洋搏斗”,雒魏林等“受有轻伤”。事后英国领事一面胁迫上海官员惩办凶手,一面调动兵舰,封锁上海港。两江总督慌了,特派专案组赴沪,最后捕获十名水手,各打100板子,为首两人充军。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雒魏林从此臭名昭彰。
转眼过了100多年,台湾近代史家王尔敏先生,一日闲逛英国旧书店,见到一本英文版“上海仁济医院95周年院史”(ninety-fiveyears,ashanghaihospital),如获至宝,立刻买下,并据以写成《上海仁济医院史略》,从此雒魏林创办仁济医院的史迹——佐以雒魏林自传《在华行医传教20年》——方昭示天下。
雒魏林是传教士,更是货真价实的医学专家,有英国皇家医学院士职称,医术高超,担任仁济医院院长14年。通过对医院历年收入表仔细研究,王尔敏先生认定,医院自1844年建院,至1904年前后60年,从未向病人收取过任何费用,“由是可见这所医院创建之崇高理想,纯为华人病者服务,一直免费医病,确不愧承当‘仁济’声名,于中国人实有显着贡献。”那么医院怎么维持呢?“首要靠各界捐助……仁济医院为地方居民就医提供极大方便,热心公益的地方绅商,也往往出钱捐助。”至于雒魏林及其家人生活,“仅靠教会的菲薄薪金维持”。
仁济医院还大办慈善事业。不仅看病免费,病人没饭吃,医院还发给伙食费。雒魏林自传载:1852年初,医院周围,饥民云集,雒魏林因行医免费,所以没有赈灾能力,便去租界区向洋商募捐,讨来钱便去买米煮饭,向饥民“施粥”,一连施舍9个星期,直到中国人都回家过春节了,这才停止。还有种牛痘,也是慈善性质,据医院年度报告,在19世纪80年代,每年来种痘的,都超过5000人。而雒魏林来华20年,据他自己估算,诊治的中国病人,至少十几万。
倘若雒魏林只管救死扶伤,估计如今的上海同济医院内,会矗立有他的雕像。可惜他不甘寂寞,除了行医,还对中国政治有趣盎然。就在他拿拐杖打了中国人而引起教案的第5个年头,1853年12月,大冷的天,他自愿充任法国侵略军的说客,进入小刀会占领的上海县城去劝降。到了小刀会司令部,已是深夜两点,他对义军首领说:投降吧,你们打不赢,还会饿死,只要投降,我帮你们说话,免死。义军头头们商量了一下,回复道:“不!无论胜负,义军生死与共。”雒魏林急了:“我继续对他们进行忠告,持续二三个小时,毫无用处。我只得告辞,回租界向法军司令报告此行结果。”在当年,这或许是深入虎穴的英雄壮举,但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后,雒魏林在我们的史书中,就只能有“帝国主义帮凶”的头衔了。尽管他是仁济医院创始之父,但在网站各大搜索引擎里敲上“仁济医院”四字,打开500篇介绍仁济医院的文案,没一篇能见到他的名字。
标题:“仁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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