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从某种意义上讲 看电影确实比吃饭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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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法国新闻社邀请了全世界40多个国家的作家，撰写了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的国际文化艺术事件。 那时我是山东高密度的农民，没想到我们村里有什么国际文化艺术的事。 后来，我想起了事件。 1972年晚秋，在县城上映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 人们说这部电影很好看，有些人都不流泪，在电影院哭得心脏病发作被送进了医院。 这唤起了我们几个年轻人的有趣。 我们是职员，去县城看电影必须征得生产队长的同意，我们没有请假就偷偷跑了。 从我们村到县城五十里的路程，我们不能急行军，气喘吁吁地向县城跑去。 去县城，11点之前的票都卖完了，只等了深夜的一次，结果进了电影院也客满了。 电影刚开始不久，附近就响起了呜咽声，慢慢发展成呜咽，然后有人放声大哭。 我总是说眼睛很硬，但也感染了电影的故事，眼泪汪汪的。 看完电影后，我们通宵跑步回家。 第二天早上，队长见到我们，第一句话是“为什么不休息就跑了？” 我们说我们看了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 队长说什么都比吃饭重要，电影能当饭吃吗？ 你们看了电影，今天可以不吃饭吗？ 我们说不行。 跑了一夜累了，我得吃饭。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看电影确实比吃饭更重要。 如果我能饿一天看一部好电影，我一定饿了。

80年代，我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有一个专攻电影评论的同学，写了《卖花姑娘》赚了中国人一万吨的眼泪。 我说，这是胡说八道，一万吨眼泪几乎是湖。 他给我买单了。 中国当时看电影的人有1亿人，每人流眼泪就有1、2吨。 之后，为了写文案引用了细节，我重新审视了“卖花姑娘”。 事件发生近30年了，当时我是年轻人，现在是中年人，看了那么多中外电影，难道《卖花姑娘》能流泪吗？ 结果依然流泪，这么简单的情节我为什么要哭？ 这部电影有我的青春岁月，我一边看里面的情节，一边想象我们忍着饥饿跑向县里，想起当时那样的年轻，那样有追求，为了看电影不用吃饭。

前几天我看了电影《芳华》，同样流了好几次泪。 看到草绿色军服、红色勋章和红色帽子的徽章，我想起了20多年的军事旅行生涯。 感觉电影里的每个人，都是自己身边的战友，他们的命运是我的命运，他们的青春是我的青春，他们的境遇也是我的境遇。 他们的命运受到挫折，个人生活变得很大困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精神受伤的时候，我有同感。

我是不太高级的电影观众。 现在有点高级的电影观众，一部电影是否不以自己的眼泪为评价标准，甚至催泪的电影不深，真正深的电影不流泪，这种说法可以说是有道理的。 因为电影艺术太丰富了，主题素材太多样了，风格也像万花筒一样耀眼。 我认为评价电影的标准也是千万美元。 虽然是普通电影的观众，但我还是想看唤起自己青春想象的电影、共鸣的电影、我和电影人物命运混杂的电影。

我想起了第三部电影《红高粱》。 这部电影看了好几次，都不流泪，我反而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知道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没有制造纯粹的观众心情。 电影中看到巩俐坐在石桥上，我马上想起了带朋友去拍电影。 上午一张也没拍，他们很失望。 所以看《红高粱》不感动，反而觉得有趣。 也就是说，通常观众沉浸在电影中感动死亡时，电影制作者们都在偷偷地笑。 电影导演想让所有的观众都变成“傻瓜”。 观众想把电影沉浸在真实的事情中，特别是电影中，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 我们的影评必须经常注意观众。 这是一部电影，不要太认真。 电影是艺术，也是技术。 这里面有值得大家榜样的人物，也有值得大家批判的人物，有一点发光的思想，也有一点不健康的思想。 这需要电影评论指导观众，以更冷静的态度和角度接受电影艺术。

大体上电影制作后，就存在了电影评论。 一开始没有这么多刊物和电视频道，但所有的观众都是潜在的评论家。 但是，在电影迅速发展一百多年后，电影评论非常成熟，产生了许多评论理论体系。 所以，电影电视大量上市的情况下，如何让观众选择最好的电影，如何让观众从电影中找到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是电影评论的价值。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度，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红高粱家》、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 (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