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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金融2019年11月18日北京国际金融安全论坛今天在北京金融安全产业园会议中心举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在会上说,从广义上讲,任何金融创新都将面临效率与安全的跷跷板,也将面临数量与功能、结构之间的权衡。但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当我们关注为什么要管理金融风险和促进金融安全时,我们可能需要在某个时候确定目标的优先级。正如我们的宏观政策面临着宏观目标一样,有时不同的目标之间会有矛盾和冲突,目标优先顺序的选择决定了下一步改革创新的首要方向。例如,近年来,大多数国家在推进金融监管改革的过程中,可能会更加重视金融消费者保护。从这个角度考虑一系列后续工作,有一些不同的取向。归根结底,我想我为什么要在乎?事实上,这一过程是为了进一步探索未来我们对风险和安全的容忍度,因为金融本身并不意味着它最好没有任何风险,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风险自然是所有金融活动中最重要的来源,所以我认为探索金融风险容忍度的过程非常重要。
以下是这次演讲的记录:
感谢王主席的主持,我很高兴在今天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上与各位朋友和来宾分享我对今天主题的想法。
刚才,两位外国朋友从实用的角度谈了更多的金融技术或一些利用技术掌握信息过程中的重要案例。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谈一谈我在思考金融技术和金融安全时所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
大主题是理解金融技术时代的金融安全。
首先,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关于金融安全的概念,但是金融安全的概念、共识和边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我们都知道金融本身面临的是风险和不确定性。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切入风险和不确定性与金融安全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新技术的变革,随着许多制度规则的变化,我们所面临的金融安全问题实际上也在不断地改变其概念内涵,一些新的挑战和现象也在不断地出现。综上所述,首先,我认为理解金融安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国家的角度看金融安全,二是从金融体系本身的角度看金融安全。
众所周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金融安全问题不仅是金融事务面临的问题,也是开放条件下的各种外部冲击以及金融之外的一些国家间的政治角力。同时,一些非金融因素甚至非经济因素对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产生影响,与金融问题间接纠缠在一起。因此,国家金融安全问题是当前各国不可回避的首要主题。
着眼于金融本身,它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得到反映。例如,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一些最基本的金融要素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概念、界限和共识正在慢慢变得模糊。正如我们从互联网金融时代所看到的,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原有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了。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其难以与原有的监管规则和方法保持一致,所以我们必须面对这些新现象,进行新的探索。
例如,在金融领域,特许金融机构与大量的分流机构、技术机构、风险控制机构等合作。,而这种合作的边界造成了原有产品和服务的模糊性,因此值得重新探索安全边界在哪里。
另一个例子是支付和清算基础设施、信贷信息系统和金融信息、金融软件和硬件设施等。这些实际上是整个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安全问题决定了整个系统在未来能否健康、可持续地运行。
又如,有些人可能不太重视它,而经济见证中介是在整个金融体系中。虽然它不是主流金融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包括各种会计、律师、评估等中介组织。如果出了问题,肯定会对整个市场的安全和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股票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看到了一些现象。
又如,有基于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技术和商业规则、债务和资产安全等的标准。因此,我们想说的第一句话是,当我们判断金融安全时,我们应该联系这些新技术和新规则,首先,我们应该关注我们所关心的安全问题的级别,然后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面对安全和风险,我们必须始终从监管、政策和行业的角度来处理这些问题,并妥善管理风险,促进相关金融安全。那你为什么在乎?这就是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所谓政策目标、监管目标或金融安全科技创新发展目标。
当然,在一般意义上,任何金融创新都将面临效率与安全的跷跷板,也将面临数量与功能、结构之间的权衡。但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当我们关注为什么要管理金融风险和促进金融安全时,我们可能需要在某个时候确定目标的优先级。正如我们的宏观政策面临着宏观目标一样,有时不同的目标之间会有矛盾和冲突,目标优先顺序的选择决定了下一步改革创新的首要方向。例如,近年来,大多数国家在推进金融监管改革的过程中,可能会更加重视金融消费者保护。从这个角度考虑一系列后续工作,有一些不同的取向。归根结底,我想我为什么要在乎?事实上,这一过程是为了进一步探索未来我们对风险和安全的容忍度,因为金融本身并不意味着它最好没有任何风险,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风险自然是所有金融活动中最重要的来源,所以我认为探索金融风险容忍度的过程非常重要。
又如,根据我国目前的特点,整个金融的最大任务是金融供给方的结构改革。对金融供应方结构性改革的不同解读将决定你对风险管理、监管安全以及你的优先考虑的选择。这看似简单,实际上很难判断,但我们目前需要做出这样的目标选择。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避免技术中立的扭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如果对技术有一些特殊的偏好,一些潜在的技术可以应用到金融领域甚至造成扭曲,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这需要我们注意。此外,我们还必须面对金融技术时代的最大问题,即金融领域使用技术,金融领域使用各种人工智能模型和深度学习。我们能保证技术的可解释性和可验证性吗?有些人说,技术适合金融领域的现象并得出结论就足够了,但实际上,最重要的是金融领域存在差异。用白话文来说,就是如何用新技术+新金融来说人们的话,并有足够的信息让我们理解背后的原因。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明确金融安全风险的监管,同时确定我们为什么要先做这些事情,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第二个层次就是我们应该管理什么,以及在金融安全的讨论中嵌入了哪些元素。首先,风险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如何认识金融技术发展的相关特征?这也需要确定。例如,你在这些新技术+新金融的创新背后看到的是它是否具有系统性风险或非系统性风险的特征。它还通过人工智能+金融连接。在大量的智能投资和研发过程中,监管当局也担心,如果未来模型采用的参数高度一致,会不会增加市场波动的顺周期风险?所谓的潜在系统性风险有一些特征。此外,无论是传统的金融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还是基于新技术环境的全新风险特征,在互联网时代都是不同的。就像过去一样,当我们关注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时,我们也关注那些大到不能倒的机构。然而,随着长尾市场的快速发展,这似乎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关注。例如,内生金融风险还是外生焦点是不同的,是纯技术风险还是非技术风险导致的安全问题?是金融风险还是非金融风险?目前,我们希望金融领域的一些风险管理和一些安全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不会是金融安全问题,而是金融监管部门无法解决的非金融问题。正如股票市场存在的问题太多一样,仅靠证监会实施一些行政处罚是绝对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而这些问题背后的大量问题都在金融领域之外。当我们理解“管理什么”时,这就是我们需要确定的。
当然,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风险背后,世界上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是从过去的主体监管逐步过渡到职能监管,即什么产品和功能特征是新技术+新金融。我们可以看到,巴塞尔委员会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做一些全新的研究。慢慢地,我们都从一个深刻的角度看待这些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产品创新领导者所说的并不是他们所说的。当巴塞尔委员会对金融技术现象进行分类时,它把数字现金归入支付和结算的范畴,这延续了过去大家研究电子货币的路径。然而,当不同的监管者面对数字现金时,事实上,许多人并没有把它作为监管的定义放在所谓的支付和结算产品的类别中。例如,在我的印象中,美国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首先表达了它对比特币的立场,比特币被视为一种商品。后来,许多监管机构将它作为加密的数字现金/数字资产进行管理,也就是说,深入了解它背后应该管理什么。
另一种观点有一点中国特色,其他国家也在补充,这从主要观点来看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最近我们知道,中央银行金融技术规划的重点实际上是监管和约束的特许金融机构,这些机构间接来自纯技术企业。然而,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如果你做金融业务,你必须许可他们。如果你转向科技企业,你将了解科技企业如何与有执照的金融机构合作。这是我们对“管理什么”的思考,从风险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不管你是关注产品和功能还是主题。
第三个角度是“谁负责”的问题。我们已经明确了管理的目标和对象,确定谁来管理也是重中之重。至少每个人都可以关注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监管当局与经济当局之间的协调,以及中央与地方和多层次的监管协调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希望管理好,目标可能会进一步明确,但他们都陷入了“谁来管理”的问题。过去的一些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在新技术环境中,这完全取决于现有监管机构的实力,实际上它们很难用其监管资源来应对新技术和新金融的挑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此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监管技术(如外包和第三方支持)更有意思。在未来,我们仍在讨论是否探索使用加密算法作为原始规则系统之外的新规则约束。同样,这些都值得在《展望未来》中进一步讨论和思考。
下一个问题是“何时管理”,因为监管干预和政策干预的时机也非常重要。你在活动之前、期间、之后或之后管理整个过程吗?当然,理想的情况是,整个过程是在整个政策和监督的全面监督下进行的,所有的信息都可以掌握。然而,这更是一种理想化的情况,因为监督本身也应该考虑成本效益和各种政治斗争。因此,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监管者和学者希望有效地利用新技术来判断系统性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然而,当真正的危机到来时,大多数所谓的理论分析都失败了,因为在现实中,危机不仅基于金融视角,而且背后还有政治资源的角力。人类的问题和许多问题都有一些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各国新兴金融技术所面临的安全和监管将会考虑是先放松后严格还是先严格后放松。
放松首先然后严格可以给一段时间的探索和理解,让子弹飞空房间,但如果这个空房间飞得太远,它可能不会恢复,最后它只能全面纠正。
很多事情都是先严格后做不到的。让我们给你举个例子。根据欧元区考虑的psd2支付服务指令,讨论的问题之一是银行业的特许金融机构如何与包括支付企业在内的第三方机构合作,包括第三方支付机构是否可以调用银行的数据接口作为会计网关。如果欧元区到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在现实中相对宽松了很多年,让这样的创新继续前进。
因此,我们是否应该先放松再放松,这是一个把握调控周期的问题,值得考虑。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如何管理”的问题。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如何管理它。无论是从监管者的角度谈论监管技术,还是促进被监管对象推动合规技术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都是用新技术来解决现有监管中的一些不足和问题。什么问题?现场监管能力不足、信息不对称和监管资源稀缺,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困扰着现有的监管模式,新技术有助于缓解这些矛盾。当然,有人认为监管技术可以用来解决现有监管中的所有问题,这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归根结底,金融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中强调的许多问题可以在这里考虑,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更重要的事情可能是填补这些缺陷。我们只注重利用新技术优化监管模式,但在现实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什么缺点?人的缺点、信息的缺点、标准化的缺点,当你没有这些缺点时,你就不能用更高的技术+模式和方法来解决现存的问题。
举个例子,现在中央政府正在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改革。事实上,我们在很多领域对金融信息的统计还没有形成一些所谓的共识。当你还不知道这个市场上有什么产品,有什么风险,资本流动如何时,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所谓的管理创新也很容易让盲人感觉到图像,这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细节。
最后,综上所述,除了上述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不仅要在问题发生或发生时进行风险监管和金融安全监管,还要为未来金融发展创造一个安全的创新生态和发展模式,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对金融安全更为重要。系统地解决未来道路上可能出现的一些扭曲。如果存在扭曲,并且周期是错误的,那么这种风险肯定是最大的风险和最大的安全问题。我自己总结的。未来,如何在新技术环境下健康安全地发展金融体系,我个人认为离不开十大因素的关注:包括人才、技术本身、数据、情景、资本、行业、监管、政策、硬件、文化,这十大因素似乎是密不可分的。简单地说,人才,人才谈得很多,个人认为在金融技术时代,一方面,这种要求体现在你的专业化需要进一步提高,而不是许多人制造的对进一步复合型人才的人为需要。你可以想象,在金融技术时代,真正的复合型人才很难成为通才,也很难成为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但是,你应该避免被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所取代,你只能在原有的专业技术上进一步提高你的专业能力。因此,人才是监管和行业的重中之重。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才离不开对一些基本能力的所谓把握,比如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推动金融技术和新金融的快速发展,推动人才的快速成长。但是,我认为我们对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重视不够,我们追求的是快速提高现有效率、快速筹集资金和快速实现的技术。
归根结底,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解决这些不足,才能在新的金融环境和新的技术环境下真正促进所谓的金融健康安全发展。以上只是肤浅的分享,谢谢!
标题:杨涛:任何金融创新都会面临效率、安全的翘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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