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鸰：讲述《大校的女儿》真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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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相爱而不能在一起 王海鸰：讲述《大校的女儿》真情人生 2007-12-25 实习生 龚勤舟   

  嘉宾：王海鸰（《大校的女儿》作者）

  近年来，与城市生活、情感、婚姻关联的图书出版异常繁荣。王海令鸟所着《大校的女儿》一书的出版以及同名电视剧的热播，引发了网民的广泛关注。日前，笔者采访了该书的作者王海令鸟。

  问：《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这三部作品都是以探讨女性情感与婚姻为主题，《大校的女儿》与它们有什么相通之处吗？《大校的女儿》体现出的时代性在哪里？

  王海鸰：《牵手》是因为第三者的出现，使得婚姻走向失败；《中国式离婚》是因为内伤导致了婚姻的破裂；《新结婚时代》是因为家庭文化背景的差异性而宣告婚姻的结束；而《大校的女儿》里的婚姻就非常多而杂，让我一言难尽。这部作品是我三十年生活的积累，里面包含了我对生活的体验，在写前几部作品的时候，都是先有了婚姻、情感这样的命题，然后才把生活的积累发掘出来开始写作。《大校的女儿》是我塌下心来，静静地、点点滴滴地写出来的，它和前三个作品的创作初衷不同，所以呈现出来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区别。

  我是一名女性，我的性格决策了我的写作首要是围绕女性的情感和婚恋而展开。作者面对的是生活，作品对社会所产生的效果却取决于网民，我已经听到了很多网民的声音，这让我非常欣慰，也很符合我的心意。我想这部作品对于女性来讲是有启发的，也有励志的意义。

  问：在《大校的女儿》中，您着重讲述了“韩琳”和“翠花”这两位女性，我个体认为这两位女性在当今时代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象征性，请您谈谈您在刻画她们个体形象和性格特征时的初衷。

  王海鸰：在以往的作品中，如果涉及类似于韩琳这种独立、自强的女性人物，往往都会把她们塑造得完美无瑕。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在我看来，韩琳的人生是不幸的，当年她看不上姜士安，那是因为韩琳有着世俗、势利、虚荣的一面，她喜欢有才华的、高干出身的彭湛，像姜士安这种农村兵，饭都吃不饱，怎能把握自己的前途，韩琳是不会爱他的。其实这种现象反映了我们那一代人的毛病。韩琳追求权力和富贵，她是一个清醒、冷静的女性，她在考虑每一份付出的时候都是有前提的，所以我对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

  我对这两位女性都作了客观的评价，不同的起点、不同的见识造成了她们两个体的差别，韩琳有文化、有见识，由于自己的年轻和自身的背景，使她的见识成为一种短识，因为年轻的她不可能想到穷苦、卑微，她只会去展望自己美好的未来，她认为没有真正的爱情，最终带给她的只能是伤痕累累的人生经历。并且我也没有一味赞扬贤惠、善良、任劳任怨的翠花，我并不认为翠花的奉献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她固然伟大，也很幸福，但是她麻木、盲从、缺乏主见，我对她们既有赞赏也给予了批判。其实我是在无意中比较这两位女性，但是这种比较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她们的形象可以成为当今中国女性中的典型代表。

  问：在很多人的内心，除了爱情，好像还有一点更重要的东西在制约着人们的生活。在您的作品中，似乎也在不断地告诉人们：婚姻不是爱情的唯一形式。

  王海鸰：在《大校的女儿》中，我对这翠花既有同情也有批判，如果一味地赞赏，又会在另一个层面上成为一种虚伪，我认为爱情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当今的爱情太脆弱，往往经受不了一些点挫折和打击。但是有的文学作品把爱情弄到所向披靡的地位，我非常反对。我的价值观告诉我，虚伪的东西没有底气，也不能打动人，所以我拒绝虚伪。我个体认为我们的文学作品一定要给爱情一个恰当的定位，不能脱离生活地去歌颂爱情，这样会让网民感到盲目和困惑。爱情不是最高尚的情操，在面对爱情的时候，需要付出一份责任，我认为爱情、亲情、友情都是并驾齐驱的，它们是多而杂的，需要权衡。

  爱情是精神和物质的结合，在《大校的女儿》中，如果让韩琳和姜士安走到一起，那么他们都会因为翠花的无助和弱势而感到痛苦，姜士安也会失去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韩琳终究不能得到幸福。婚姻太多而杂了，爱情只是婚姻的一个影子，婚姻不是爱情的唯一形式，爱情也不是婚姻的所有文案。我对韩琳和姜士安的这份感情持有肯定和赞美的态度，我至今认为他们的感情是美好的，相信每一个体都可以够感受到这样一段难以忘却的情感。相爱终身相守，是非常幸福的也是非常困难的，只有很少人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我欣赏钱钟书和杨绛的感情，他们终身相守，这种相守是精神上的、内心的相互信息表达，所以我总是呼吁女性需要提升自己的内涵、需要自立。

  问：您说过：《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都是写出来的，而《大校的女儿》却是从内心流出来的。是否可以说这部作品带有自传性质。

  王海鸰：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并且又高于生活，它是把自身生活中的碎片集中起来，进行一次总体的表达。自传也不是真实的，自传是片段的组合。一个体全部做的好事都集中到一起，虽然每一句都是实话，但反映的未必是实情。对于网民把我的作品进行对号入座，我一概提出表扬，因为对号入座是作品贴近生活的最佳反映。但是把对号入座放置在《大校的女儿》中，就不合适。在这部作品里融入了我的人生观、爱情观、婚姻观，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大多数人认为韩琳就是我，那是因为我和韩琳的经历太相似，我在创作过程中尽可能避开我的主观经历，希望我的现实人生与作品人物有一定的距离。我相信大部分优秀作家的作品都有作者的影子，但是有影子不等于就是自传，所以韩琳只是我塑造出来的文学形象，姜士安是中国优秀军人的集合，又是大多数女人心中的梦。

  问：您怎么看待当今青年人的爱情观和婚姻生活，他们是否拥有健康的爱情生活；当他们面对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的时候，需要怎么把握？

  王海鸰：其实这个问题不应该由一名失败者来回答。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也许失败才会更加清醒和冷静，才会有相对客观的看法。也许我是在围城里生活，并且在围城外思考，才会发出与其它的不同的声音。我说过，爱情是精神和物质的结合，当今的青年人往往在对待爱情的选择上是失败的。

  基辛格说“权力是一剂春药”，他说得很好，当一个男人在他一言九鼎、一字千金的时候，他会散发出让女人怦然心动的魅力，而当一个男人在街头祈祷的时候，又有哪个女人会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而对他付出真爱呢？她们的爱只可能是怜爱，而不是一个爱慕。韩琳的错误就在这里，当今的青年人也有爱情，但是他们的心是难以打动的。《大校的女儿》给青年人一种启示：对于自己的爱情，不能仅仅凭借着世俗的观点去评判你的爱人。在面对爱情时，双方的价值观太重要了，但是青年人往往忽略这一些，而去关注表面的富贵。所以我为韩琳痛心疾首，对韩琳和姜士安的这段爱情只能用“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相爱而不能在一起”来表达。所以我也希望青年人在爱情上有所超越，不要因为爱情而心怀太多的苦恼。

  问：从《大校的女儿》这部作品中可以发现，您思考问题的立场和做法都很独特，请您谈谈您个体的写作理念和目的。

  王海鸰：我当兵的时候就喜欢上了写作，那时候的写作是作为不安于现状的挣扎、想说明自己的渴望、丰富枯燥生活的一种形式。这就构成了我写作的最初目的。记得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解放军文艺》杂志给了我37块钱的稿费。那个时候我的心里没有网民，我没想到文学创作在满足自己的并且还可以满足别人的精神生活，更没有想到可以通过写作获得金钱，我的想法是那样的简单、纯粹，只希望通过文案把我自己所感受到的传播出去，我怀着这样的创作初衷，始终坚持到现在。

  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这虽然是个老生常谈的创作理念，但是想长期的一再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当一个体的作品能够带来名利的时候，人就非常容易改变自己的初衷，会情不自禁地去追求身外之物。我认为我自己没有改变几十年来的创作理念，面对自己的作品，我问心无愧。我的写作是比较自由的，只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只要能够把人的真实情感写出来，就能够得到社会每个阶层的认可。比如说，《大校的女儿》写的是军人，但是老百姓、青年人在看了之后，也会发现人与人的内心是相通的。

  我坚信取巧和迎合是没有出路的。我坚信优秀的作品必需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我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所以我的创作态度是面向现实，并且又在批判现实。我认为文学写作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如何写。我相信任何主题素材的作品，只要是自己熟悉的、发自内心的，都会引起人、感动人、启发人。如果自己的生活和熟悉的人物都不能打动自己，那肯定没法打动别人。

  对于创作的突破和革新，我的看法是，不是说简单地选择一个新的主题素材就是革新。革新的意义是内在的，往深处开掘，新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其实写作就像是在过独木桥，左顾右盼和一往无前的风险是一样的，我就按照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去写，感觉会更好一点，对于违背自己的审美、弄虚作假的东西，我没有丝毫有趣。所以我的写作来源于生活，并且又在不断地思考生活。如果一个作家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自信，能够被生活不断地打动，那么他就不会被时尚的东西所带走、所俘虏。我不考虑市场、时尚、流行，我只思考生活中的人，我把笔下的人扎扎实实地展现出来，就满足了。我很担心现代的年轻人写作，但是也不知道他们有着怎样的追求，如果他们是为了金钱，那就很容易走向迎合，这样的写作是没有生命力的。

  照片：《大校的女儿》作者王海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