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东自述：我在“1•23”天安门广场自焚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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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东自述：

我在“1 23”天安门广场自焚的前前后后

2003年04月08日 03:09:57

我是怎么练上“法轮功”的 1996年10月的一天，我的好友薛红军给我送来一本书，名叫《转法轮》，他告诉我如果能按照这本书的要求去修炼，就“开功、开悟”“得正果”。我一口气看完了，后来我爱人、女儿也都看了。 我们本意是在家练功，但看到“师父”李洪志在“经文”中指示，要让全部弟子都到户外练功，以达到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和“弘法”效果，我们一家就到开封市御街樊楼前的练功点练功，从此接触的功友也多了，经常互相切磋，对照“师父”的《转法轮》及“讲法”，以及从“明慧网”上下载的“经文”共同探讨提高“认知”。日复一日，我的内心生起了为捍卫“大法”不惜抛弃自己生命的念头。 2000年8月，我们看到李洪志在“明慧网”上发表“经文”《去掉最后的执着》说：“到了放下最后执着的时候了，放下一切世间的执着（包括人体的执着），从放下生死中走过来。”看完后为“师父”、为“大法”献身的思想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当时在开封被大家公认对“法轮功”悟性最好的刘云芳多次谈到，“师父”讲过“大法”弟子的修炼如同烈火中种下的莲花，考验已到了极其严峻的时候，并说他在练功中出现的状态中已经到天安门广场自焚过了。此刻，我深深地感到，是时候了，是该站出来了，是该放下生死以一种最高形式来“护法”了。

“一？ 23”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始末 2000年10月的一天，我向刘云芳表达了自己决定去天安门广场自焚“护法”的想法。 之后，我听说邓惠君也和刘云芳有同感。 10月底刘云芳给我买了两张卧铺票让我去北京。 邓惠君的女儿陈果在中央音乐学院门口迎接了我。 我和刘云芳打算去天安门广场看地形后，找到油漆店买自焚时使用的燃料。 2001年元月6日左右，刘云芳给了我手抄的《大师》的《经文》。 一尊佛的宗旨是为了保护他所在的宇宙和这个宇宙的所有人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和生命。 这更加坚定了我去天安门广场自焚的决心。 元月8日以后，邓惠君也继续和刘云芳谈论去天安门广场自焚的事情，并说女儿陈果也将参加。 10日，刘云芳请我买了4张卧铺票，刘萧荣也说参加了。 第二天，我找到了刘春玲，请她买了四张到北京的卧铺票。 刘春玲答应了，说最近有个功友准备去天安门广场自焚，她也有去的想法。 元月16日，到站后，薛红军也送了郝惠君一程。 我看到刘春玲、刘思影母女也在车里。 北京之后，陈果带我们去了巩友家，之后，一个叫李的年轻人带我们去了门头沟的预先选定的大院。 那天晚上，通过李先生，我们认识了北京的功友刘秀芹。 第二天早上，我给刘云芳和刘秀芹打电话，想再次见面，刘秀芹马上答应了。 我和刘云芳去了琉璃厂，买了40米自焚时用来装汽油的塑料袋(裱糊书画后用的防潮袋)。 晚上7点，在刘秀芹家，我和刘云芳讲述了来北京的真实目的。 她听了很惊讶，同时也很佩服我们。 然后，决定当场提供自己的住宅，让我们填充汽油。 元月22日早上，我和刘云芳去门口的杂货店买了四个10升的塑料桶，去加油站加满了四桶汽油。 10点左右，我和刘云芳在刘秀芹家的阳台上装了汽油。 元月23日除夕，我们七个人起得很早，吃了早饭直奔刘秀芹家。 进屋后，刘秀芹说汽油渗出来了，味道很糟糕。 没办法，我去琉璃厂买了袋子，但是回来的时候是下午1点左右。 其他几个身体等不及了，决定换成饮料瓶。 刘秀芹在楼下买了一箱饮料空加了汽油。 我和刘云芳用绳子把瓶子吊在脖子上，把瓶子放在一边用胶带纸固定，穿毛衣，外面穿棉袄。 之后，我们带着邓惠君事先买的单面刀片和打火机，预定在2点30分左右分别行动。 邓惠君、陈果、刘春玲、刘思影坐出租车先走，我和刘云芳、刘萧荣坐出租车直奔天安门广场。 车停到人民大会堂南侧，我们朝广场走去。 下午2点30分左右，我用已经准备好的刀片隔着毛衣打碎瓶子后，拿出打火机。 那时，附近的警察急忙向我走来，和他们分开十步的时候，我按了打火机，一下子大火淹没了我。 那时警察因为什么向我扑了过来，我拒绝灭火两次，过了一会儿用灭火器喷出来，火就灭了。 我很失望，站起来大叫。 “真、善、忍是宇宙的大法，是人类的必尊之法，师傅是宇宙的主佛。 ”。 警车迅速赶往积水潭医院，到医院后，躺在急诊室的活动床上。 不久，陈果被推进了。 又过了一会儿，刘思影、郝惠君也被推进了。 新生之路 住院第三天，医生把我送到手术室，在烧伤的双手上植皮。 医院给我安排了最好的外科医生。 他每次去病房都看到我总是微笑，仔细看着我的烧伤，小心翼翼地解决，我多次流泪。 医生们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我们。 有些人半夜饿着肚子吃，但值班护士用自己的钱去夜市吃。 病房里本来就有暖气，医生怕我的冷建议又买了电暖气，给我买了果汁。 他们这种医德高尚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 2001年2月中下旬，我的伤口在医生们的精心治疗下迅速恢复，有关方面将我送到积水潭医院进行面部植皮手术，10多天后纱布被清除，医院领导和医生们对手术成功表示高兴。 因为怕我寂寞，医生和护士们为我做了电视。 2001年7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天安门广场自焚案中公开审理了5名“法轮功”相关人员，8月17日判处公开，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 11月7日，我、刘云芳、薛红军被送往河南省郑州监狱。 第二天下午，监狱领导和我们三个人谈了话，问我们是否认罪。 我们回答说没有认罪。 领导们耐心地说，思想不用一下子转过来，慢慢来，生活中有什么困难可以帮助你们处理。 他们亲切的态度使我抗拒改造的心情减少了很多。 我把被子拿出来弄薄一点，谈话结束后有人把三床被子送到我们面前。 11月11日，我所在的九监区的李鉴区长和我谈话，态度平静，但我仍坚守思想防线，与《大法》中形成的想法和他进行讨论。 李鉴长说，你跳出“大法”圈子，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注意分解“法轮功”练习带来的1700多人杀人、自杀、自残的祸害。 你冷漠吗？ 这些话深深震撼了我，还在争论，但内心深处已经感觉无力了。 11月26日，我在思想报告中指出，“通过监狱干部的帮助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感到一切都是为我好，我心里很理解，但我现在是‘大法’中的真正弟子，世界观、人生观。 12月，我在报告中说:“我坐牢一个多月了。 你为什么去郑州监狱？ 为什么我被判15年徒刑？ ”。 在监狱各级领导多次合作观看法律相关知识后，得到了初步的认知。 我承认犯罪事实，表示服从法院判决，认识犯罪的危害性，进一步挖掘犯罪根源，遵守监管法规。 特别是12月25日，监狱组织看到我们关于傅冰冰杀害亲人的电视节目，吓了我一跳:“大师”啊，如果修炼你的“大法”就是这样“圆满”的结局，徒弟王进东！ 12月26日下午，干警通知我和家人见面。 我看到分手一年的妻子和女儿时，和她们拥抱了，流下了眼泪。 我们坐在一起谈论一年的经验和感受。 无论政府多么关心我们，多么爱护我们，如果我们一家人不关心政府，一定会妻子离散，家破人亡。 第二天，也就是12月27日，我毅然决然地写了一本与“法轮功”组织彻底决裂的书。 党和政府给予了我们这样执着邪教组织的顽固分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党的教育、感化、挽救政策处处让我们感到像母亲一样的关怀。 法轮功狂热者，看我的《修炼之道》，引以为戒，快醒醒！ (本公司北京4月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