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0年代中期开始，文文长期担任《中国公司家》的主编。 正是因为有了他和刘东华，这本杂志才成为了商界的一个标杆性存在。 那应该也是商业开始征服这个国家的黄金时代。 公司从边境向核心前进，起初很细心，后来他们一度以为自己掌握了社会进步的发言权。 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中国很快就会进入中国
如今看来，那当然是一个错觉。 《中国公司家》杂志负责报道那个阶层的生意和生活。刘东华和牛文文那一代中国杂志人，并没有亨利 卢斯创办《时代》和《财富》时的那种精英主义角度，相反，他们对商业抱持了更为现实和同情的态度。中国经济变革的巨大不明确性，让公司家阶层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从一开始就不是以劳工阶层的对立面而存在的，相反，公司家对体制的突破及因为此而衍变的命运，构成了首要的报道文案和冲突核心。 事实上，中国全部关注商业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在内心有若干道相互冲突的暗流，它们在政府公权力、公众好处、商业崛起、弱势群体需求等方面折回冲撞，迄今未有平息和澄清的迹象。十多年前，我一直为《经济注意报》写专栏。 橘黄色报纸上有一本注意家周刊，专门刊登商业边缘的贴近人文的长文。 也可以说是中国商业社会中很有用的一部分。 但是在我的创作和研究中，牛文由“中国公司家”组织的许多报道成为了我重要的创作素材。 为文言写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文案还记得，2008年，《中国公司家》出30年特刊的时候，我被指示写了一篇关于公司家使命的万字长文。
没过两年，牛文文就出走创业了。 他是这一代财经媒体人中，早独立出来的主编。现在大多数人羡慕他，而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这只能证明，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传媒人全体无所作为，度过了一个令人沮丧而碌碌无为的、失去的十年。 我记得文文跟我说，他要做一本《创业家》时，是暗暗的吃了一惊。说实在的，在当时，我没有把从商者以创业、守业的维度来划分，对风险投资行业的知识也很少。文文长时间所浸淫的商业精英人群，似乎离年轻的创业者群体也相当的遥远，事后再一次说明，文文抓到一副年轻的好牌，甚至对于他这样的出身的人来说，是一次 避险性创业 。过去的八年，对文言文来说不容易。
《创业家》的定位很年轻而清晰，但杂志的媒体业态却无疑是老化了，他又用了几年的时间 脱媒 ，把原本的一个子产品 黑马营 转型为企业的主营业务。 全部在媒体业界从业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媒体工作的经历，将在一个体的身上注入一剂依靠型基因，它在本质上，对所谓的网络草根精神有着相当的排异性，所以，你会发现，近年来以新型媒体业态对以前传下来媒体构成攻击的明星创业项目，如信息顾客端市场的今日头条，或创业传递行业的36氪，都非媒体工作者所创立，他们所具有的颠覆意义是根本性的，或者说是反以前传下来意义上的媒体伦理的。 文文的黑马营，在过去的几年里，对此次 双创热 起到了助推的作用，数百家创业企业通过黑马营实现了融资，他的创业家教育课程是当今中国同业中具体系性的。 不过他做得成功的，其实还是媒体和启蒙的从业，创业家和黑马营几乎定义了中国式创业的集训、路演和传递模式，它们有时候更像一场热烈的、无所畏惧的群众运动。如果说牛文文是企业家和蛊惑者，那么有兴趣的是，他首先蛊惑了自己。 这几年我好几次被他吸引去给创业者讲课，每次和他见面都很着急。 他尽一切力量制造自己喜欢的事件。
今天，文文的创业黑马要在深交所上市。而他的很多朋友，有的还在坚守，有的已经退隐，有的在当公关vp，还有的创办了自己的新媒体，上周，《新京报》的戴自更也辞职了。 其实，一个时代结束了。去中心及去精英化的中国财经媒体市场，已经变得越来越乏味， 看门狗 及报时人的集体失踪，将让这个以理性和独立性为标榜的舆论行业几乎失去存在的意义。 就如同我有时候会问自己的那样，我不知道文文是否喜欢现在的自己。我们被时代改变的部分，一定大于我们改变时代的那一部分，这不太容易说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我们注定无法成为的那个体，也许，真的是一个应该被抛弃的幻觉。 不过，不论怎么，文文的八年是值得的，他以另外的身份和方法参与了商业变革，并获得了让朋友们为他骄傲的成功。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讲，创业及扶持、投资创业者，也许是具有道德和商业意义的存在方法了。他去敲钟了。 钟声深沉浅浅，铿锵有力，百感交集。
标题：“吴晓波：创业黑马上市 牛文文的创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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