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革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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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这本书的主编是面向继东的。 他的本职工作是湖南省政协《湘声报》的副刊，虽然不是职业史学工作者，但在史学读物的改革创新上起了作用。 他还在策划第二批“新史学丛书”。 官营学术机构缺乏创新动力，民间必须用社会方法推进史学创新，这不是“礼失求诸野”吗？

梁:“新史学”的说法让人联想到梁启超。 梁启超提出“新史学”，掀起史学革命，转眼已是一百年。 中国史学经历了一些浪潮，现在可能又到了创新的边缘。 史学的创新，最重要的是真相的还原。 研究现代史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政治斗争空前非常激烈，无论谁掌握着政治权力，都想按照自己的需要写历史。 当权者喜欢说谎，但说谎可以大行其道。 当权者害怕真相，真相会被搁置起来。 所以良史的言论自由太受限制了。 到了良史讲述的时代，“新史学”就会出现。

毕业:在现在的中国，很多史学读物还是陈相因，具有新意的东西真的很少。 前几天，读了余汝信的复印件，批判史云、李丹慧的新着“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是“新瓶装旧酒”。 史云写了一份副本，回答说他的本意正好是想要“旧瓶装新酒”。 今天，我不能专门讨论这本书是新瓶子还是新酒。 他们提出的“瓶”和“酒”的关系，反而为我们提供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历史学的哪些创新上的视角。 我认为“瓶”是历史观，“酒”是史料、史实。 试将目前中国的史学读物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旧瓶装旧酒，第二种是新瓶装旧酒，第三种是旧瓶装新酒，第四种是新瓶装新酒。

梁:旧瓶装旧酒当然是最常见的。 这不仅是因为出版审查严格，而且旧瓶装旧酒比较简单。 根据政府已经有的结论，照搬照抄，也是安全省事的。 许多作者和许多出版机构都知道如何趋利避害，这样的历史读物越来越多。 新瓶装旧酒的情况，我认为多来自学院，特别是博士论文，采用一点点从国外引进的概念和做法，论述中国的历史，结论和官方的陈词一样。 新做法、新概念包装旧观点、旧结论，其学术价值不应过高，网民自然不买账。 值得注意的还是第三种情况。 就是往旧瓶子里装新酒。 这也是有点追求的史学家的现实选择。 他们的着力点不是宏大的史诗，不是敢于挑战以前流传下来的历史框架，而是引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具体问题，依靠扎实的史料考证，突破盲点，刷新成见，寻求还原历史真相。 这样的着作在现在的中国史学读物中，往往最受网民欢迎。 继东编的《新史学》之后，属于这种情况的也不少。 当然，“新瓶装新酒”的价值可能更高，但现在的出版空之间太小，大多无法接受。 对作者来说，追求这样的境界需要“长凳甘于十年的寒冷”的精神。 对于网民来说，往往遭遇难求。

毕业: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等几部新书。 另外，1968~1980年研究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失去的一代”，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思潮的“失踪者的足迹”，无法判断这些着作是否超过了“旧瓶装新酒”。 但是，我读了之后还是感觉到了新意。 现代历史留下了这么多盲点和空对白，我认为现在是有分量的汉语史学成果出来的时候了。

梁:恢复历史真相是现代人类不可抑制的心理冲动。 最近看了波兰着名导演瓦伊达晚年执导的电影《卡廷惨案》，深受震撼，在这方面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 大量杀害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惨案发生在1940年。 这是苏联政府在卫国战争爆发前的重大丑闻，为了歪曲真相，称鹿为马，苏联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手段。 但波兰人不屈不挠了半个世纪，终于弄清了真相。

毕氏:各国情况不同。 中国也有很多需要复原的历史真相。 历史学家只有鼓起勇气，为之努力，才能不辱使命。